艺人经纪合同解约函的正确打开方式

2019-05-08 14:13:33 91

三月底上映的电影《老师·好》无疑是当期的一匹黑马。该片由张栾执导、于谦、汤梦佳、徐子力等主演,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票房却超过3.5亿,成为当期叫好又叫座的大热影片之一。而就在影片热映期间,该片主演徐子力却被爆出向其前经纪北京东洋天映影视文化有限(“东洋天映”)发送单方解约声明,东洋天映于3月28日通过官微发布的《告知书》也证实了这一点。《告知书》称,东洋天映与徐子力演艺工作独家代理权限从2016年起至2024年止,徐子力所发解约声明,不仅毫无法律效力,且已构成严重恶意违约,并指摘徐子力“德不配位”[①]。而就在三月初,歌手邓紫棋委托律师发表《严正声明》,单方解约其前经纪蜂鸟音乐,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据报道,蜂鸟音乐已将邓紫棋诉至香港高等法院,要求邓紫棋继续履约直至2022年,同时赔偿1亿人民币[②]。艺人究竟可否凭一纸解约函就解除其与经纪的经纪合同?经纪收到解约函后该如何应对?下文将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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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可否凭一纸解约函就解除其与经纪的经纪合同?


1、解约函只有在符合约定解除/法定解除条件下才能实现解约


合同解除可以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二款属于约定解除,其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属于法定解除,该条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当法定解除或者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艺人发送的解约函能够实现合同解除之目的。《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实践中,艺人和经纪对于解除条件是否已经具备通常有不同理解,存在分歧。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者仲裁,请求确认解约函是否达到解除合同之目的。如在上海坤宏传媒投资管理有限(“坤宏”)诉薛之谦合同纠纷案[③]中,薛之谦于以坤宏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未实现在合同中的承诺为由,发函要求终止独家经纪合同,坤宏不同意,并将薛之谦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坤宏在合约中对薛之谦的承诺未能实现以及破产或被取消营业资格时,经薛之谦同意,双方可以提前终止本合约。合同履行过程中,坤宏并未能按照约定投入和时间完成专辑制作。对于薛之谦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行使该权利应予以支持,据此驳回了坤宏的诉请,并判令合约于薛之谦发函之日起解除。而在蒋劲夫诉天津唐人影视股份有限(“唐人影视”)合同纠纷案[④]中,蒋劲夫以唐人影视未能向其提供演艺工作机会及推广服务等经纪义务为由,委托律师发函要求解除独家经纪合同,唐人影视不同意,故蒋劲夫将唐人影视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蒋劲夫所主张唐人影视之违约行为并不存在或情节轻微,不符合法定解除或约定解除条件,蒋劲夫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最终判令经纪合同未被解除,蒋劲夫需继续履行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除非双方在合同中对于解约事由有明确约定,否则轻微的违约事项一般不能成为解约的充要条件。艺人很难以经纪未全面履行宣传义务、未充分提供影视剧参演机会、延迟支付某一笔费用等主张解约并得到法院支持,一则因为这些义务在合同中采用的通常是笼统描述并未量化,很难得出经纪违约的结论;二则即便是存在违约情形,仍需要进一步判断该等违约是否足以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构成根本违约。


2、艺人通常不享有单方解约权


除了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外,艺人解约经常援引的另一个依据是演艺经纪合同属于委托合同。艺人作为委托方,基于《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即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享有单方解约权。


演艺经纪合同的性质要根据其具体内容才能判断,并不能因为合同名称中包含“委托”、“代理”字样就得出属于委托合同的结论。演艺经纪合同的内容通常为经纪作为艺人的全球独家代理人,全权处理艺人音乐、电影、电视剧、品牌代言、演出、广告等与演艺有关的一切商业活动或非商业活动,并为艺人争取演出和品牌代言机会,同时负责艺人的培训、宣传、日程安排、个人良好形象的建立和维护等一切与演艺活动相关之事项,作为对价,经纪会收取艺人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服务佣金,内容十分庞杂。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看,代为处理演艺活动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争取演出、品牌代言属于居间关系,提供培训及艺人良好形象维护则属于服务关系,因此很难将其归类于委托合同。 司法实践,演艺经纪合同因同时兼具委托、居间、行纪甚至劳动等多种法律关系于一体,通常被认定为综合性无名合同。


如在上海上腾娱乐有限(“上腾”)诉张杰合同纠纷案[⑤]中,张杰主张涉案经纪合同《上海上腾娱乐有限推广艺人演艺代理协议书》为委托合同,其享有单方解约权。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的性质应当依据其内容进行判断,而不能简单地根据协议名称确定。从本案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十分广泛:约定上腾为张杰的全球独家代理人,代表张杰商议签订有关演唱会协议等,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约定上腾对张杰进行推广,具有居间性质;行使张杰因表演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等权利,具有行纪性质;负责张杰所有娱乐演艺事业安排,统一安排工作行程,具有演艺经纪性质;约定张杰应按照上腾指示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场所,不得私自参加商业性和非商业性活动,则具有雇佣性质。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混合型合同,如果狭义地认为上腾与张杰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委托合同或较特殊的委托合同,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⑥]。 同样,在窦骁诉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合同纠纷案[⑦]中,窦骁主张涉案演艺经纪合同为无效合同,同时认为,即使合同有效,涉案合同符合委托合同的性质,窦骁有权随时解除。对此主张,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认定,演艺经纪合同既非代理性质也非行纪性质,是综合性合同,孤立地适用“单方解除”规则有违合同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均衡性及公平性。


鉴于演艺经纪合同通常情况下不属于委托合同,因此并不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艺人也无法依据这一条款获得任意解除权。尽管演艺经纪合同中部分条款具有委托代理属性,但该等条款仅是整个经纪合同的一部分,且考虑到合同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及各条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解除函也无法实现演艺经纪合同中具有委托属性条款无效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正合世纪文化传播有限诉熊威、杨洋再审案[⑧]中也清楚的指明了这一点。该案中,最高院认为,“割裂该等条款与合同其他条款的关系,孤立的对该部分条款适用‘单方解除’规则,有违合同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均衡性及公平性”。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艺人无法仅凭一纸解约函就解除其与经纪的独家经纪合同,除非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定解除条件已经具备。此外,鉴于演艺经纪合同的综合性属性,艺人多数情况下也不享有单方解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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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约函的正确打开方式


既然艺人发送的解约函并不必然导致合同解除,这是否意味着经纪收到解约函后可以不闻不问束之高阁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确的解约函打开方式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及时书面函复艺人,表明不同意解约并陈述理由


收到艺人发送的解约函后,应及时书面回复艺人,明确表明对于解约的态度及原因。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回复函还是下文第2点所说的《声明》,都可能成为后续诉讼/仲裁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因此,最好由法务或者律师起草或者审核,以免在后续的诉讼或仲裁中贻人口实。


2、 准备并发布《声明》


如艺人解约引发舆论关注且开始发酵,可通过大众媒介(如官方微博)公开发布《声明》,一方面澄清事实,避免舆论以讹传讹;另一方面厘清与艺人的权利和义务界限,警示潜在合作伙伴。《声明》内容可以包括(1)艺人单方解约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经纪合同仍然有效,与该艺人相关的全部演艺经纪活动仍由负责;(2)与艺人相关演艺活动请继续联系经纪,擅自或通过第三方机构与艺人合作存在风险; (3)明确艺人创作内容(如词曲)的归属,如需使用该等内容仍需联系经纪,艺人无权处置等。


3、 提起诉讼/仲裁程序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对解约有异议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对于经过协商无法解决的,应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者仲裁,请求确定演艺经纪合同的状态及艺人违约赔偿金。与诉讼相比,仲裁原则上不公开进行,同时周期相对较短,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演艺经纪合同适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仲裁过程中,对于艺人在此期间擅自从事演艺活动的行为,应及时进行公证,以作为证明经济损失的证据。


梳理近年来法院针对演艺经纪合同纠纷的判决,有如下两个点值得关注:一是对于演艺经纪合同的定性日趋统一,绝大多数法院都将该类合同定性为兼具多种法律关系的综合性无名合同,这一点上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不再赘述。二是判令继续履行演艺经纪合同的案例日益增多。在较早的判决中,法院虽然认定解约函不足以解除合同,但同时认为演艺经纪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同时是建立在诚实信用、自愿公平基础之上,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对于艺人和经纪皆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失去了合同签订和履行之根基,进而判令合同解除,如黄圣依诉worth achieve associates limited(周星驰旗下,2006)、林更新诉唐人影视案(2013)、贾某诉上海东锦文化传播有限(2013)等。但近几年,司法审判风向又有了新变化,陆续出现了一些判令艺人继续履约的判决,如蒋劲夫诉唐人影视案(2015年)、孙信宏诉上海盛星文化传播有限案(2016年)和金晨诉唐人影视案(2017年)等。法院开始更多的着眼于演艺经纪合同履行中经纪前期投入大、中后期收益的行业特点及艺人和经纪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等,这对经纪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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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京东洋天映影视文化有限2019年3月28日微博,https://weibo.com/dytyfilm?is_hot=1;

[②]参见新闻报道《港媒曝蜂鸟已起诉邓紫棋 预估损失上亿要求赔偿》,https://ent.sina.com.cn/y/ygangtai/2019-03-29/doc-ihtxyzsm1521919.shtml;

[③]上海坤宏传媒投资管理有限诉薛之谦合同纠纷,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4)静民一(民)初字第1163号,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003号;

[④]蒋劲夫诉天津唐人影视股份有限合同纠纷案,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43905号,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3936号;

[⑤]上海上腾娱乐有限诉张杰合同纠纷案,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7)静民一(民)初字第2286号,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830号;

[⑥]《影视娱乐法》,高戡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版;

[⑦]窦骁诉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合同纠纷案,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初字第16451号,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164号;

[⑧]北京正合世纪文化传播有限诉熊威、杨洋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203号。